1935年4月3日下午，贵州乌江北岸，沙土附近的江边。罗炳辉站在岸上，看着对岸，也看着身后。对岸是刚刚渡过江的红军主力，身后是压上来的敌军。江上没有桥。几天前还架在那里的浮桥，被负责殿后的干部团拆了。 他手里这支部队叫红九军团，三千人左右。军团长罗炳辉，政委何长工。他们刚干完一件几乎不可能干成的事：伪装成红军主力，在北岸漫山遍野插红旗、吹军号、贴标语，把敌人的注意力死死吸住，掩护真正的中央红军从另一个方向渡过乌江。任务完成了，主力走了，桥也没了，红九军团被留在了北岸。 前有大江，后有重兵，左右是地方武装和崎岖山路，弹药不多，补给断绝。罗炳辉站在江边的判断很清醒：过不去了。不是"再等一等"的问题，不是"再找另一个渡口"的问题。从这一刻起，红九军团不再是一支执行牵制任务的偏师，而是在敌占区腹地独立求生的孤军。 1935年3月21日至22日，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，重返黔北，准备南渡乌江、兵锋直指贵阳。蒋介石在贵阳坐镇督战，各路部队正往乌江沿岸收拢。要让主力安全过江，就必须有人在北岸"演戏"，让敌人相信红军主力还在北边，还要往东走，去湘西和贺龙、萧克会合。 这个任务落到了红九军团头上，3月30日，红九军团暂留乌江以北地区，伪装成红军主力展开佯动，牵制沿岸敌军兵力，全力掩护红军主力渡江。3月27日朱德已经先发过一封急电，要求罗炳辉、何长工率部转移到苟坝以西的马鬃岭，作为暂时活动的枢纽，伪装主力活动，注意封锁消息。 罗炳辉接到命令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部队"拆散"。他把全军团整编成17个连，实际战斗人员大约1500人，然后让这些人漫山遍野地折腾：红旗插满山头，号兵在各处同时吹号，部队一会儿往东急行军，一会儿又折回来，走到哪里就把标语贴到哪里。他还派人四处打听经湄潭、凤冈去湘西的路线，问哪里能住多少人、哪里能买多少粮食、哪段路有多远，做出红军主力要去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师的架势。 敌军的侦察机从天上往下看，看到的是满山的红旗和频繁调动的部队。吴奇伟、周浑元纵队被牢牢吸住，川军和黔军也往这个方向靠。被吸引、牵制的敌人，包括中央军、川军、黔军共约6个师。3月31日，中央红军主力从江口、大塘、梯子岩三处渡口渡过乌江，进至息烽、扎佐地区，兵锋直指贵阳。罗炳辉的任务，完成了。 然后问题来了，红九军团按原定计划应该尾随主力渡江，但他们距离渡口太远，山路崎岖，又赶上大雨，昼夜兼程，直到4月1日上午才赶到离渡口20里的沙土镇，超过军委规定的时限6个小时。守浮桥的干部团在主力全部过江之后，迫于追兵压力已经把浮桥拆了。江对岸的渡口被敌人控制，身后吴奇伟、周浑元的部队正沿乌江上游压过来，黔军和川军的几个旅也从后面跟了上来。抢修浮桥强渡已经不可能。 罗炳辉、何长工当机立断：离开江边。为了迷惑敌人，先向东北走20多里，再转向西北，甩掉追兵。4月3日下午5点多钟，部队到了打鼓新场附近的老木孔。这是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，部队连续几昼夜行军，极度疲劳，原本想在这里喘一口气。 侦察员很快就回来了，东北方向发现敌人，贵州军阀犹国才部的部队正朝这个方向开来。最初情报说是三个团，后来查明是七个团。前脚刚离开江边，后脚追兵就到了。这时候摆在罗炳辉和何长工面前的选择很残酷。继续走，敌人咬着尾巴追，部队疲劳到极限，弹药越走越少，走到哪里是个头？打，兵力悬殊，万一打成僵持，周围敌军一合围，就是全军覆没。 罗炳辉在菜籽坳一带看了地形，山岭起伏，灌木丛生，竹林和一人多高的灌木便于隐蔽，公路从狭窄的山谷里穿过去，两侧山坡陡得让大部队展不开，重火力也发挥不了。这是个天然的伏击场。更重要的是，追上来的是黔军。黔军有个外号叫"双枪兵"，一支步枪，一支大烟枪。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有个非常生理性的节律：中午前后烟瘾上来，人就软了。 罗炳辉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算了一笔账，地形能把敌人的数量优势压下去，敌人的生理弱点能把他们的战斗力再削掉一截。红军虽然人少，但士气高、地形熟、出手快。这笔账算下来，能打。不打先头，不打后卫，专门等敌人的指挥机关。指挥机关一垮，剩下的部队再多也是一盘散沙。九团位于正面菜籽坳，七团位于右翼凤岩沟，八团位于左翼营盘顶，在这段山道上秘密构成一个伏击圈。 八点多，敌人的先头部队以常备行军队形从北往南开来，根本没有想到这里有埋伏，连往道路两侧搜索都没做。一个团过去了。又一个团过去了。第三个团也过去了。战士们趴在灌木丛里，看着敌人从眼皮子底下走过，不能动。罗炳辉也在等，他等的是那个骑马的、坐滑竿的、带着骡马担架和挑子的指挥机关。 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过去的人比情报里说的多得多，指挥机关却迟迟不出现。那种等待的焦灼，比打仗本身更熬人。打，还是不打？如果敌人兵力远超估计，这仗还打不打得下去？但箭已经在弦上，撤是撤不了的，只能等下去。到了中午12点多，公路上终于热闹起来了。骑马的、坐滑竿的、骡马驮子、担架、挑
